促进文化繁荣 提升生态软实力

　　从事环保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常常自豪地说，环保靠宣传起家。从国外情况看，上世纪60年代，以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之《寂静的春天》出版为标志，发达经济体环境运动风起云涌，当代环境文化蓬勃兴起。从国内情况看，自197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始，借助于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全民环境意识极大提高，环境文化日益成为显性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就是要加强文化建设，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相对于传统的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言，生态文明涉及的面更广，处理的关系更复杂，需要实现的目标也更高。相应地，需要采取的治理模式也更为综合，不仅需要依靠规则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养人的内在修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相互渗透，缺一不可。一味强调制度完备而忽视道德提升，只能让大多数人的行为不突破生态环境法律底线，但无法提升到最高的生态伦理水准；一味强调道德养成而忽视制度建设，则会出现一部分人的行为达到最高的生态伦理水准，但另一部分人的行为却有可能突破生态环境法律底线。

　　促进文化繁荣，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充足的养分。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更强调礼的作用，或者说道德体系的作用，其特点是“法源于礼、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天人合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生态伦理观念，在当今社会，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宇宙观；比如说“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就揭示了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生存之道。

　　促进文化繁荣，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可以从外来文化中借鉴鲜活的经验。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更强调法的作用，也即规则体系的作用，可以概括为“法律为主、道德为辅、法律主外、道德主内”。西方社会的法治意识，对正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国而言，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比如说西方社会的企业一般不愿突破法律底线，通过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获得不当利益；比如说在生态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时，西方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更愿意通过司法途径去积极维权、获得救济。

　　促进文化繁荣，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需要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反过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也需要注入更多生态伦理的元素。只有将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理念和先进制度统一在生态文明这一先进文明形态之下，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永续发展。

　　美丽中国宏伟蓝图的实现，既需要精密的制度，又需要美丽的心灵。